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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我参军入伍。从最基层的报务员开始做起，后来又担任过架线兵。由于我的工作表现突出，领导决定把我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74年，我从那里毕业，之后回到总参谋部工作，并被授予大校军衔。
1989年底，我被外交部借调，派驻到伊拉克大使馆工作。在伊拉克的这段日子，我亲历了震动世界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这些往事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激动人心。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随即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并要求其立即撤军。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紧急调兵遣将，航母和舰队云集海湾，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伊拉克的天空。巴格达这座城市，正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深渊。 随着局势的紧张，许多外国侨民和劳务人员开始撤离伊拉克。使馆人员的家属以及一些非核心工作人员也纷纷回国。按照往常的惯例，每当有人离开时，我们都会聚餐欢送，大家说说笑笑，气氛热闹非凡。但那一次，送别宴会的气氛却格外沉重。丈夫们不舍得妻子离开，妻子们则担心丈夫的安危。
国内的亲人都在为我们这些留守在巴格达的工作人员担心。为了确保使馆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们不得不坚守岗位，而使馆何时撤离则要听从国内的指示。后来，外交部决定只留下10人组成一个精干的小组，其他人员全部撤离。当大使问我是否愿意留下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军人，也是党员，我应该留下。”大使连声夸奖：“好样的，真是好样的。”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没有让军人和祖国蒙羞。 随着战事逼近，使馆迅速制订了应急预案，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备工作。我们采购了大量的食品、饮用水和生活必需品，储备了柴油，确保发电机可以正常运转，还清理了地下室，准备应对停水的情况。我们还将游泳池刷洗干净，换上了新水备用。 有一天，一位副武官开玩笑地告诉我，他和美国的武官聊天时说：“告诉你们的空军，轰炸的时候可别误伤了我们的中国大使馆。”这番话提醒了我们，要确保使馆不会成为误炸的目标。于是，我们决定在屋顶上画一面大国旗，以便从空中看到时能一目了然。 我迅速去街头购买了几桶红黄两色的油漆，爬上屋顶开始绘制这面巨大的国旗。幸运的是，小时候学过的放大样本技巧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几番努力之后，这面约有百平米大的五星红旗终于完成。 不久后，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听说此事，特意来到了楼顶拍照。站在那面巨大的国旗前，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激动，不禁感叹：“我爱你，五星红旗！”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紧紧相连。
尽管使馆内看似安全，但我们心中仍有不安。最让我们担心的并不是常规武器，而是化学武器。当时，美国怀疑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传言称，在离我们使馆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奶粉厂被怀疑为化学武器工厂。如果工厂发生爆炸，毒气四散，那可不是简单的躲避就能避免的危险。 随着战争的逼近，巴格达的居民开始变得恐慌。富人区的街头，食品商店前排起了长队，大家抢购粮食。街头上，手持武器的伊拉克士兵随处可见，而新兵招募站也挤满了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他们高喊着“为萨达姆而战”的口号。 战争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然而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何时会真正来临。直到有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巨响惊醒。心中一紧，第一反应是：“是不是美国的进攻开始了？”然而，仔细听了听，我才发现原来只是巴格达的雨季到了，暴风雨伴随着雷声席卷而来。这雷声的响亮，几乎让我以为是战争爆发的前奏。第二天，大家都在谈论昨夜的“炸雷”，每个人都以为战争已经打响。 1990年11月11日，钱其琛外长访问伊拉克进行外交沟通，成为海湾危机以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位亲自到访伊拉克的外长。由于民航中断，钱外长乘坐专机抵达，带来了来自祖国的慰问品——北京的国光苹果、大白菜，还有从邻国使馆带来的桔子和香蕉。
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背上沉重的防弹背心，我才真正意识到，战争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幸好，我们有祖国的支持和关怀，无论战事如何发展，我们都不再害怕。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当天，我们使馆人员安全地乘坐飞机撤离了伊拉克。由于忙于撤离，飞机起飞时我连胡子都没刮。但回头想想，撤离的那一天，正是战争爆发的时刻。 如今，再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依然心潮澎湃。那时候，作为一名军人，我始终坚守自己的职责，无论面临多大的危险，都不曾退缩。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了我，让我更加明白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也让我更加珍惜和平的可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M6平台M6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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