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二战时期的德特里克堡成为生物武器研究中心,到冷战时期秘密开展“112 计划”进行人体实验,再到如今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美国对生化武器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如今美国不断推进生化武器研发,实质是披着 “防御” 外衣的 “主动进攻”,全球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943年,德特里克堡成为美国“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核心枢纽,对炭疽杆菌、土拉弗朗西斯菌、布鲁氏菌属等多种致命生物制剂进行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炭疽杆菌武器化研究,研究人员从意外感染炭疽杆菌的德特里克堡工作人员的尸体或血液中采集原始菌株,通过连续传代培养等技术手段定向优化菌株特性,用于改进武器用炭疽菌株。2001年美国炭疽邮件袭击事件中所用的炭疽孢子便是来自于德特里克堡的Ames菌株。
1948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以豁免731部队战犯为条件,得到了其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等方面的数据和资料,曾主导 731 部队细菌战研究的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克堡的顾问,加速了美国生化武器的研究进展。
冷战时期,美国以“防范生化袭击威胁”为借口启动“112 计划”( Project 112)。 使用沙林神经毒剂和VX化学毒剂等对美国军人进行人体实验,其后遗症至今影响一些参与实验的退伍军人。
1969年,由于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同时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保留防御研究,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但拒绝签署《生物武器核查议定书》并阻止国际机构进入德堡核查。
BWC将生物战领域的任何工作限制在防御性质,但美国政府以BWC第10条为盾牌,将进攻性研究包装为“和平用途的疫苗开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2022年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2023-2026》,将“主动预防”(Proactive Prevention)列为核心,允许模拟敌方生物攻击手段并进行反制措施的研究。
美国国防部(DoD)2024年12月出台最新的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CBDP),表面宣称聚焦防御,实则通过收集不同来源的病原体,以 “反向工程” 建立病原体改造技术。在2025财年,CBDP整合预算将延续自2023年以来的增长趋势,总计482亿美元,其中生物防御预算50-8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其预算特点呈现出隐蔽性,DoD将生物防御预算融入研究与工程(RDT&E)、采购、工业基础等大类,并通过多项目协同投入。
CRISPR-Cas9系统是一种直接修改基因序列的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法,被称为“基因剪刀”。从美国麻省理工的研究团队首次将 CRISPR-Cas9应用于哺乳动物细胞以来,其已从基因编辑工具发展为融合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工程的多维度技术体系。
目前,由美国陆军作战能力发展司令部化学生物中心(CCDC)发起的快速抑制剂发现和开发项目(RIDDL)正在进行中。项目通过控制、抵消甚至逆转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来保护军人免受意外或故意滥用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影响。虽然CCDC宣称此项目是为“保护军人”而进行,但这从另一方面证明美军正在进行基因编辑的人体实验。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进行的“昆虫盟友计划”(Insect Allies Program)将重组基因装入纳米脂质载体,由基因改造昆虫进行定向投放。尽管美方声称该技术用于 保护作物抵御病虫害,但其研发的昆虫携带式纳米基因载体系统,完全具备改装为生物战剂投放平台的技术可行性。2024年,欧洲议会指控该项目违反BWC,但美方以“主权研究自由”驳回。
此外,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USAMRIID)还申请了一系列“跨物种基因嫁接”专利,其核心在于验证了跨物种基因嫁接的技术可行性,基于此技术可以设计感染特定人群的病毒武器。
2025年1月,DARPA开始研发预测单细菌行为(增殖、感染和突变路径)的AI模拟软件。该软件既能精准识别潜在病原体并反向推导人工改造菌株的基因编辑方法,为生物防御装备部署与针对性防御试剂研发提供 “小时级” 决策支持;还可以设计针对特定种族基因的病原体,如基于HLA-B*27基因数据优化炭疽攻击效率,实现“点对点”杀伤。
CCDC还在进行“万能药”(Panacea)的研究,Panacea一方面通过多组学技术生成生理状态的深度分子图谱,并确定高价值的药物作用靶点;另一方面研发可同时作用于多个蛋白质靶点的广谱药物。通过该项目,美军将研发出覆盖人体多个代谢途径的信号通络和代谢靶点的药物(治疗或损伤),并通过不同渠道进行投送,如基因改造昆虫和破片手雷。
截至2025年,DoD利用 “减少生物威胁倡议”在49个国家和地区支持了超过336个实验室,覆盖了非洲、东欧、东南亚及中东等地区。
美国目前全球海外生物实验室扩张以非洲为中心。俄罗斯军方报告指出,2024年,美国在非洲塞内加尔、赞比亚、几内亚和南非等7个国家新建医学机构和生物实验室,用于研究高度危险的病原体;同年12月,DoD专家主导在尼日利亚建立联合医学研究中心和军事医学实验室,表面针对传染病进行研究,实际是利用当地人群进行药物试验并收集生物样本,俄方指控其为 “五角大楼生物军事网络的非洲枢纽”。
美军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目的还在于规避监管。美国本土对高危生物研究的伦理审查严格,而海外实验室可通过 “卫生合作” 名义开展本土禁止的实验。驻韩美军在釜山等地的实验室长期进行炭疽杆菌研究,尽管韩国专家指出其生物安全等级不足,却因协议限制难以有效监管。
美国对生化武器的研发是披着“防御”外衣的“主动进攻”,呈现隐蔽化、技术化与全球化特征。而且无论从国防预算还是DAPRA资助的各种项目,以及美国日益扩张的海外生物实验室来看,美国对生化武器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反而愈加重视针对不同种族人群的靶向生化武器的研发以及投送系统。为此,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并作出相应部署。
在边境口岸、重点城市部署第四代病原体监测站(如纳米孔测序+空间转录组学+AI预测系统),以智能化、集成化、全域化为核心特征,融合前沿技术实现从 “单点检测” 到 “系统预警” 的跨越,对高危病原体进行虚拟攻击推演,提前做出相应部署。
开发基因编辑指纹追踪技术,通过CRISPR工具残留特征锁定病原体改造方式,实现对特定基因编辑武器的快速响应。
Moderna与DARPA的“闪电盾牌”计划已实现48小时内研发定向疫苗技术。我国也应加大在此领域的研发投入,依托mRNA技术建设分布式疫苗生产基地,实现从 “被动应对” 到 “主动预防” 的转变。
重点突破广谱抗病毒药物,构建AI驱动的病毒蛋白结构库,加速靶点筛选;同步推进长效纳米喷雾与缓释胶囊药物研发,覆盖从呼吸道防护到单针疫苗6个月免疫的全场景防御,形成针对人工病原体的分子级防火墙。
收集并公开披露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违规证据,联合俄罗斯、伊朗等国在联合国推动《生物武器公约》强制核查机制,发起国际诉讼,建立“核查联盟”对美海外实验室突检。(北京蓝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