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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化学战或毒气战最早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但有资料表明，1899年在南非的“英布战争”中，英军就使用了毒气炮（列低炮），毒死了很多布尔族（荷兰人后裔）士兵。化学战剂可对人、畜造成重大伤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5年4月22日，德军在比利时的伊珀尔向英法联军施放了180吨氯气。英法军约15000人中毒，其中近5000人死亡，幸存者大半失去战斗力乃至终身残废。德军当天就攻破了英法军坚守数月的阵线。一次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共生产毒剂约15万吨，因中毒而伤亡的总人数达100余万。
虽然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陆战法规》，以及同时签署的《禁止使用专用和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的投射物的宣言》就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但奉行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未遵守过协议。
欧洲战场上出现的新式武器——飞机、坦克，特别是化学武器的威力给日本以巨大冲击。日本军部派陆军炮兵中佐久村种树前往英、法、德、美等国收集化学战的情报。久村回国后提出“化学武器至上论”，认为“当前国家财政穷乏和世界军缩的趋势下，只有化学武器能解决问题。日本应将其研究置于首位”。
久村种树的报告得到日本决策层的认同，1917年在陆军军医学校成立了“化学兵器研究室”，对外称为“军阵卫生学教室”；1918年4月在陆军省兵器局内成立“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全面负责陆军化学武器研究；1919年8月设立“日本陆军技术本部”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吸收了“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的大多成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新武器进行研究。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课负责研究毒气等化学武器。日本最早开始化学武器研发的陆军火药研究所所长朽木纲贞大佐被任命为课长，久村种树中佐任研究主任。
日本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初步掌握了制作液态氯的技术，但毒瓦斯的研发相当困难，日本的化学和制药工业基础又相对薄弱。一次大战时德国的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以及化学武器的研发已领先欧美。因此日本非常冀望从德国取经，但由于一次大战时日本借参战之机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德国的反日情绪十分强烈，在诸多方面拒绝与日本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将制造化学武器的技术传授给日本。
日本研发化学武器举步维艰之时，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后藤新平从德国驻日本大使W.Sol博士处得知战后德国科技界的困难境地。后藤新平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良机，随即授意星制药株式会社的会长星一拿出200万马克（≈8万日元，相当现在约30亿日元）的资金，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名为援助德国化学界振兴的“星基金”，委托德国柏林大学的化学教授弗里茨·哈柏（Fritz Haber）组成委员会运作。之后星一还每年向德国科学界赠送1万日元。
星一是日本福岛县的一个农家子弟，打工筹措学费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政经科硕士毕业后在美办报，得以结识时任台湾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星一回日本于1911年创办“星制药株式会社”，在后藤派系的扶植下飞速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以鸦片为中心的麻醉剂生产商和日本最大的医药会社，10年间资金从集资募股的6万日元激增至3000万日元。因此有能力按后藤新平的授意拿出资金‘援助’德国科技界。
弗里茨·哈柏是物理“哈柏定律”、化学“哈柏循环”等的发现者，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是“固氮法”的发明人，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被誉为“用空气制造面包的圣人、给人类带来丰收的天使”，但他同时又是“给人类带来死亡、痛苦和灾难的魔鬼”——是开发毒瓦斯、光气、芥子气的“毒瓦斯开发之父”。
后藤新平和星一选择弗里茨·哈柏作为“星基金”的管理人，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星一等人“援助”德国科学界之举显著改善了日德关系，乃至成为之后日德军事结盟之肇基。久村种树再次访德便得以参观了德国的化学武器工厂。1922年星一还亲自访德。哈柏博士特地安排星一参观了他的生物碱研究室和制造毒瓦斯的研究室（星株式会社《社报》第105期，1923年1月1日）。
1924年10月30日—12月17日，哈柏夫妇受星一邀请访问日本。11月3日，星一在东京帝国饭店主办盛大的欢迎晚餐会，出席的贵宾史无前例地多达670余人。在欢迎会上出现了一些身份敏感、即与化学武器研发有关的日本军方人员。台湾学者刘碧蓉在《日本殖民体制下星制药会社的政商关系》一文中，从当时星制药的第120、134、147期《社报》，发现出席的部分日本军方人员有：海军政务次官泰丰助；海军军医学校校长铃木宽三郎军医少将；海军省火药厂厂长波多野贞夫少将；海军技术研究所（1923年成立的日本海军系统从事化学武器研究的机构）技师有田平一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冈本春三少将、佐藤清盛少将；陆军参舆官管原傅；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岩田一军医总监；陆军卫生材料厂厂长渡边又次郎；陆军参事官藤田嗣雄等。
考察哈柏博士在日本的活动：11月3日出席星一举办的欢迎晚餐会；次日前往上野、日光、盐原等地参观；8日在函馆参加他叔父的纪念碑揭幕仪式；10日到北海道大学演讲“空气固氮法”；12日到东北帝国大学演讲；14日返回东京，参观星制药的大崎工厂和星制药商业学校大礼堂落成典礼；24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为哈柏举办欢迎会和向星一颁赠德国总统的纪念品会；27日离开东京到箱根、京都、大阪等地参观访问；12月12日回到东京；17日离开日本，顺访朝鲜、中国、新加坡、印尼后回国。
其中11月14日到27日，哈柏在东京驻留两星期之久，除14日到星制药参访和24日出席德国大使馆欢迎会外，没有任何其他活动的报道或记载。后来日本学者宫本亲平在《毒瓦斯开发之父》（朝日新闻社2007年）一书中披露：这期间哈柏博士为日本陆海军的12到13名技术人员举行了一星期左右的讲习会，传授毒瓦斯等生化武器制造技术。
1919年布鲁塞尔会议，众多国家签署了禁止德国制造化学武器并输出毒瓦斯技术的决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美英日法意5国又重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气体。因此哈柏向日本传授毒瓦斯等生化武器制造技术，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哈柏回国后，又派他的弟子以星制药会社职员的名义到日本，持续指导日本陆海军技术人员研制化学武器两年多。1927年哈柏的弟子回德国时，日本陆军大臣亲自宴请、赠礼、送行。
在这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了化学武器的研发投入，也明显加速了研制进度。1923年日本海军省拨出巨资建立海军技术研究所；日本陆军省也筹措巨资为陆军科学研究所在东京的户山山原建设新址，同时拨给25万日元的设备费，还有每年5万日元的研究费。1925年4月，以化学武器研发为重点的陆军科学研究所新址落成，研究经费增加到每年30万日元，还拨给设施费120万日元。陆军科学研究所专事化武研究的第2课升格为第3部，分调查、防护、运用、准备、卫生5个班，成倍地扩充了化学武器研制设备。1928年，陆军科学研究所每年的研究经费增加到35万日元，人员增加到200余人。
1931年，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3部已拥有2栋研究大楼，有研究室、实验室40余间，还有研制车间20余个，正式升格为“日本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到日本投降前，这个研究所已成为集日本全国军民化武研发之力、拥有8个分部的庞大组织，包括民间研究人员在内，研究所的总人数达到700余人，其中将校级技师有80多人。民间研究人员如该所的“战时研究员”就有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日本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等的11名博士组成的“东部班”，和大阪大学、京都大学、理学院研究所等的10名博士组成的“西部班”。
日本还成立了负责研发“决战兵器”、进行“以灭亡民族为目的的药品、毒气、电波、光、细菌武器的研究”的“日本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该研究所1937年11月以“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实验场”的名义开设，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登户站（现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最初主要开发电波武器、无线年功能大幅扩张，分为开发电波武器和无线器材的第一科，制造毒药和生化武器、间谍用品的第二科，制造伪钞和假护照的第三科，改称“陆军技术本部第九研究所”，1942年又改为“日本第九陆军研究所”。该研究所占地面积达38万平方米，拥有100余栋建筑，人数最多时超过1000人，其中的技术将官、技师达250余名。这一“以研发灭亡民族特殊武器为目的”的研究所具有很高密级，即使在日军内部，其“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的名称也没有公开，只使用通称“登户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研发的氰酸系剧毒药物、杀伤人和家畜的细菌武器（如鼠疫菌、霍乱弧菌、牛瘟病毒等）的一些人体试验、使用试验，是在731部队的协助下，通过日军1644部队在中国进行的；日军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等地还使用过其研制的枯叶剂。
1925年6月17日，日本与英、法、美、意、德等37国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窒息性的有毒或类似的气体、液体、固体物质以及细菌战剂。但这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掩护其进行化学武器研发的障眼法。日本在签署禁止使用毒气及细菌战议定书的同时，米乐m6紧锣密鼓地进行化学武器研制，秘密地在濑户内海的大久野岛上建设陆军省直属的毒气工厂。为了保密，大久野岛被从地图上抹去。该毒气工厂1927年开工建设，1929年落成投产，是当时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日本将其命名为“东京兵工厂忠海制造所”，制造被称作“毒气之王”的芥子气（硫化二氯二乙烷）和“死亡之露”的路易氏气（氯乙烯氯砷）等数种高危化学武器。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是集全国之力、投入巨资研发化学武器。“毒瓦斯之父”哈柏博士秘密传授毒瓦斯等化学武器的制造技术，以及哈柏的弟子对日本陆海军研发化武技术人员持续两年的培训指导，极大地助力日本在化学武器研发上取得了突破。到1931年，日本已经基本掌握了一战期间欧洲主流化学毒剂的制取工艺，开始向制式化、实战化进展。
1933年，日本陆军省在东京东面的千叶县习志野占地40英亩，成立了专门训练化学战人员的“习志野学校”，由陆军教育总监直辖，部分化学武器的制式化任务也由该学校承担。
1937年，日军正式装备氯氰酸、芥子气等化学武器。投入实战的就有苯氯乙酮、溴化苄（催泪性毒剂），二苯氰胂（呕吐性毒剂），芥子气、防冻芥子气、路易氏气（糜烂性毒剂），光气（窒息性毒剂），三氯化砷（发烟性毒剂），氢氰酸（血液性毒剂）等。
日本海军系统关于化学武器的代号与陆军类同，1号是催泪毒气，2号是呕吐性毒气，3号A是芥子气，3号B是窒息性芥子气（美军5250技术情报中队A·乔里夫大尉《日军毒气战资材的报告》，1946年1月）。
日军研发的进攻性化学武器大致可分为十四类、百余种，已达到很强的攻击作战能力，装备有毒剂抛射炮、迫击炮、毒气筒、布毒器、布毒车等，配备的化学弹药有毒烟筒、毒剂手榴弹、毒剂炮弹、毒剂炸弹、毒气航弹，使用的毒剂有氢氰酸、米乐m6光气、芥子气、路易氏气等。
1939年5月11日，日本成立了陆军的化学战部队“516部队”，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又称“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形式上隶属关东军，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武器试验和指导实施化学战的机构，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分部设在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郊的八里岗。“516部队”编制250人，大部分是技术军官，曾在日本习志野学校培训过。516部队共设5个课，分别负责工作统筹、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毒气防护、毒物治疗研究、和化学剂研究。1939年516部队还在佳木斯建立了一座挂着“三井花园”牌子的秘密研究所，又称“三岛理化研究所”，表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实际上从事毒剂、细菌实验等勾当，并为516部队和731部队提供实验对象。516部队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使用化学武器的实验和训练，曾和731部队合作进行过多达50余次的毒瓦斯人体实验。
日本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516部队的制剂车间遗址，建筑面积为1000平米的试验大楼在日军逃离时炸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发现的《关东军化学部留守名簿》，共计 237页，记载了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户籍、役种、兵种等，可查人数达414人，而不是原来宣称的 250人。
“516部队”研制化武用毒剂有路易氏气、芥子气、氯酸气、联苯氯基胂等，所需毒剂由大久野岛的“忠海制造所”从海路运到大连，然后用火车运到齐齐哈尔。距八里岗不远处，有一座重兵把守的巨大的地下仓库，储存着由日本本土运来的和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最多时有20万枚毒气弹，供给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各个战区。
日本陆军、海军、空军中都编制有化学战人员，其中陆军的化学兵部队就有8个联队。据统计，日军炮兵的弹药中25%是化学炮弹，日军航空兵的航空炸弹中30%是化学炸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便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秘密研发、制造的化学武器对中国军民实施毒气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45年，日本共生产了746万发毒气弹。这些毒弹绝大多数运到中国，实施毒气战。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日军就使用了苯氯乙酮类催泪性毒剂和二苯氰胂类呕吐性毒剂。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更凶恶地使用了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反国际法、长期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化学战的国家只有日本，而且只对没有研发化学武器的中国使用。对拥有大量化学武器的美英等，因害怕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宣战后便通过梵蒂冈教廷向美国及同盟国表明不使用毒气。但在中国战场，日军仍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如1941年10月8日，日军在湖北宜昌使用芥子气，中国军队约1600余人中毒，其中死亡600余人；1942年5月28日，在河北省定县北坦村，日军使用毒剂毒杀转入地道的中国军民800余人；1943年11月3日至12月18日的常德战役，日军74次使用毒气，造成1300名中国军人被害。
据当时中国政府不完全统计，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共在中国战场使用化学武器1731次，用毒地区遍及13个省，近4万人受害（近年重新统计认为，使用次数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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