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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告别背后:越来越多德国城市悄然放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场“城市外交冷却”到底因何而起

2026-08-19 11:48:12 小编

  

无声的告别背后:越来越多德国城市悄然放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这场“城市外交冷却”到底因何而起

  这几年,中德之间那股“蜜里调油”的劲儿,慢慢散了。不是吵架、不是翻脸,更多是一种不声不响的疏远——城市间的贺信少了、节庆淡了、合作项目悄悄停了。以前德国城市抢着和中国城市结友好城,现在,有的在找理由按下暂停键,有的干脆开始转向别的伙伴。

  杜伊斯堡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曾经它靠着中欧班列,一度被媒体捧成“通往中国的欧洲门廊”,城市形象翻了个身,地方官员说起中国都是笑眯眯的。结果几年下来,他们先是悄悄不再续同华为的合作协议,再是开始重新审视“跟中国走得太近”的后果。基尔市把和青岛的友城计划搁置了,理由是“市民有安全顾虑”;杜塞尔多夫,原本每年搞得红红火火的“中国节”,突然换成了“日本节”,官方说是“文化多元”,但时间点实在太巧。

  如果只是个别城市变脸,可以当作地方政治。但问题是,这种变化在德国已经带点普遍性:地方层面对中国的热情冷却了,下决心彻底翻页的还不多,但“谨慎”“观望”“别走太快”成了主流心态。

  要理解这种微妙转变,得从以前那段“黄金时代”说起,也得把背后那些看起来冷冰冰的东西——安全、依赖、产业链、地缘政治——一点一点拉出来看。很多德国人现在的犹豫,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一件件事件累积后的下意识反应。

  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到默克尔刚上台那几年,中德合作在德国地方政府眼里,基本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她从2005年开始担任总理,到2021年卸任,中间去中国跑了12趟,频率在西方领导人里数得上前排。更关键的是,她不只是去北京、上海走个过场,还拉着一大票企业和市长,往合肥、沈阳、成都、武汉这些当时在德国人眼里还挺陌生的城市跑。

  对她来说,中德关系不是冷冰冰的外交词,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救命绳。那时候德国刚经历欧债危机,内部增长乏力,传统工业碰上转型压力,出口是救命稻草。默克尔在合肥看大众和江淮的合资项目时,公开劝德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别盯着中国一线城市,真正的机会在米乐官方网站产业链铺开的地方。”这话要是换个别人说,可能就被当作一句场面话,但她说了之后,德国地方真就动起来了。

  结果就是,十来年间,上百个德国城市和中国城市结了友好城或合作伙伴。杜伊斯堡算是最抓住机会的那一批。原本它是鲁尔区一个传统工业城市,钢铁、煤炭、港口这些老牌产业撑着,但竞争力在下滑、就业在流失,本地人自己都觉得城市有点“疲态”。中欧班列大规模开通之后,它拼命推自己成为欧洲的铁路物流枢纽,重点就是对接中国。到2019年前后,中欧班列在中德贸易里贡献的货运量大概占到四成,杜伊斯堡直接从一个“老工业城”被包装成“欧洲的中国门口”。

  那时候,德国媒体爱写一句话:“在杜伊斯堡,每一条铁轨都通向中国市场。”多少有点夸张,但经济数据摆在那儿:因为物流、仓储等相关产业扩张,这个区域多出来大约两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建仓库、设分拨中心,当地官员对中国的态度自然是非常友好。

  同时,文化交流也热络得很。孔子学院在德国一度有接近20家,从柏林到汉堡、从波恩到杜塞尔多夫,都能看到汉语课、书法展、中医讲座之类的活动。很多德国学生去孔子学院上课,不是为了高深学术,就图一个打开世界的窗口。中国节、春节庙会、唐人街活动也成为不少城市的“多元文化标签”。那会儿,如果说谁对中国存在系统性的安全疑虑,往往被视作保守派或者过度敏感。

  经济层面,中德关系是实打实的“黄金时代”。2021年,中德贸易额到了2455亿欧元,约等于德国GDP的10%和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汽车行业尤甚,大众、宝马、奔驰这些德国品牌,在中国的销售占比轻轻松松就超过三成,有的甚至接近半壁江山。德国汽车协会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突然失去中国市场,德国可能直接少掉十几、二十万岗位,整条汽车产业链的产值要缩水一大截。

  所以在默克尔执政时期,中德被概括成一个挺简单的关系:经济层面高度互补,政治分歧可以“暂时放一边”,地方合作是加深联系的“柔性工具”,越多越好,越密越好。大部分德国城市在和中国打交道时,考虑的更多是就业、税收、招商,而不是“安全风险”。

  但这个逻辑,在她卸任后的几年里开始松动。不是突然翻转,是一点一点被敲掉的。

  2021年之后,新政府上台,德国内部安全部门和外交智库的声音变大,他们的视角不再只是“经济互补”,而是开始强调“制度竞争”“技术安全”“供应链脆弱性”。到了2023年,德国联邦政府把这些看法整理成了一份正式文件——中国战略。

  这份中国战略的关键词,就是“去风险”。它没用“脱钩”这种特别刺耳的词,也没说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但对中国的定位,已经不只是伙伴或市场,而是一种复杂混合体: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经济竞争者,同时还是某种意义上的“系统性对手”。翻成白话,就是:可以继续合作,但不能不设防。

  战略里有几条对地方影响很大。第一,所有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军事敏感区域的合作,都要经过更严的审查;第二,鼓励企业减少对单一国家的深度依赖,尤其是在汽车、机械、化工和能源材料这几块;第三,联邦和州政府要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主动“识别风险”,而不再只是被动欢迎投资。

  听起来是国家层面的原则,但传导到城市,就是各种具体决定。杜伊斯堡在2022年决定不再和华为续签5G合作协议,官方说法是“等联邦出台统一指导”,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安全争议已经烧到了地方层面。基尔市在2023年把和青岛的友城计划按下暂停,理由是青岛属于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市民对“跟军事城市结友城”有顾虑;杜塞尔多夫调整文化节,淡化“单一国家色彩”,这些做法都明显受了联邦战略和舆论氛围的影响。

  第一个杠杆是安全意识在扩散。以前地方政府觉得,安全问题是联邦和军方的事,和城市结友城、搞文化节没多大关系。但这几年地缘政治变紧张,俄乌冲突、美中博弈、欧盟内部安全讨论不断,导致一种新的共识:对外合作不再只是“经济行为”,而是可能带来技术、数据、人员流动上的隐忧。

  以基尔为例,它本身就是德国海军的重要基地,港口里停着德国海军舰艇,周边有造船和海洋技术企业。一开始他们想和青岛合作,着眼点是海洋经济、港口物流、船舶技术。但当媒体开始提醒“青岛是中国海军重镇”时,市长在政治压力下很难再把这事当作单纯的贸易合作。更麻烦的是,很多时候地方并没有能力做专业风险评估,只能凭一种“宁可多防一点”的直觉。结果就是,项目暂缓了、计划搁置了,友城还没正式结,就先被贴上了“可能有安全问题”的标签。

  第二个杠杆是“依赖焦虑”。从数字看,中国作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中国不仅是德国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也是大量工业产品和关键材料的供应源。比如稀土,有将近九成多的进口来自中国,它们对电动车电机、风电、芯片封装都很关键。疫情期间德国在口罩、防护服上感受过一次“物资短缺”的恐慌,这种经历加强了大家对“单一来源依赖”的敏感。

  汽车行业的例子更具体。大概从2016年以后,中国市场对德国车企来说已经从“锦上添花”变成“命根子”。大众有一年在中国的销量接近全球的一半,宝马、奥迪在中国的利润贡献也远超在欧洲和美国。德国内部有人算过,如果某一天因为政治冲突导致对华出口受到严重限制,汽车工业链条上可能有几十万岗位受影响,这种风险让政策制定者坐立不安。

  当联邦政府在中国战略里反复强调“不能让某个国家握住我们的咽喉”时,地方政府马上想到的就是自己这边的就业、税收是不是过度集中在和华为、和某几个中国港口、和某些特定中国项目的合作上。于是他们开始“未雨绸缪”,对新合作项目变得挑剔,对原有合作开始评估所谓“风险敞口”。

  第三个杠杆是舆论和民意情绪。几份德国民调显示,过去五年里,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的德国人比例从三成多掉到不到一成。这不是说德国人突然集体反华,而是一种情绪:他们既看到了中国在科技、经济上的强势,也受到欧美媒体一波波关于审查、监控、间谍案、技术争夺的报道的影响。对普通市民来说,搞不清楚细节,只能凭一个“感觉”:跟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又不那么透明的国家距离太近,是不是有隐忧?

  在这种氛围里,哪怕一个城市和中国搞的只是文化节、友城交流,也会被问“有没有政治含义”“会不会被影响价值观”“是不是在为某种模式背书”。市长和议员要考虑选票,心里就会多一道算计:是不是换个合作对象更安全、更少争议?于是杜塞尔多夫说要把“中国节”变成“日本节”,理由是“扩大亚洲文化视野”,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在德国公众眼里,属于那种“文化上很吸引人、政治上没什么争议”的对象,转过去更省事。

  第四个杠杆是欧盟层面的博弈。德国不是在真空里做决定,它要顾及欧盟整体对中国的策略,比如对中国电动车的反倾销调查,对绿色技术的竞争担忧。这些都让德国在对中国保持开放时有点左右为难:一方面,德国车企在中国市场利润丰厚,不想看到关税壁垒;另一方面,欧盟内部有不少声音要求更强硬的立场,防止欧洲工业被中国“压制”。在这种夹缝里,德国地方政府选择更谨慎,对中国的合作项目采用“慢走一步”的方式,也就不那样令人吃惊。

  可即便如此,当联邦层面喊着“去风险”的时候,企业这边并没真打算“抽身”。反而在某些关键领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入,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微妙的画面:政治话语在收紧,经济现实却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绑定。

  从数据看,中国作为全球工业中心的角色还在强化。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大概三分之一,化工领域更是突破五成。德国企业要找替代市场,现实上能想到的也就是印度、东南亚、拉美这些地方,但综合来看,很难在短期内找到一个同时具备完备工业基础、成熟供应链和庞大消费能力的“新中国”。

  于是,大众跑去合肥投了几十亿欧元搞电动车基地,希望借着中国在新能源车市场的规模优势,反过来补自己的技术短板。宝马持续加码沈阳,搞更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博世在苏州扩建智能驾驶研米乐官方网站发中心,想靠接近中国市场的用户数据和场景来提升算法和产品。这些不是象征性的项目,而是真金白银的大投资。

  德国工商大会的报告很直白:尽管政界呼吁“谨慎对华”,但企业整体还是“用脚投票”,继续押注中国。2024年德国对华投资不减反增,这种走势说明,中德之间的经济纽带不是轻易能剪断的。

  地方层面也是,两种力量在同时发力。一边是那些开始撤掉孔子学院、淡化中国节、谨慎对待友城的新政;另一边是那些仍然积极寻找新的合作空间的城市。比如法兰克福在2025年搞了一个中德城市峰会,几十个德国城市代表来了,讨论的重点就是在“去风险”的框架下怎么找新的合作方式。结果,不少城市选择往绿色、环保、基础民生这些低敏感领域靠。

  金华和迪伦升级友城关系,建的是汽车零部件的物流中心,表面上是传统工业合作,但实际侧重点已经变成“如何适应电动车时代的新供应链”。秦皇岛和瑙姆堡谈的重心,包括葡萄酒、旅游、海岸环境治理;波恩和成都签的协议,关注垃圾分类、低碳建筑。这些话题在安全部门眼里属于“风险系数较低”,在民众眼里也比较容易接受。

  在技术领域,联邦政府对5G的态度也从“一刀切警惕”变成了“不让关键网络过度依赖,但可以允许参与非核心区域”。于是,华为在德国某些非核心通信项目里重新出现,这也是一个现实折中:既要考虑安全,又不得不承认中国企业在某些技术上已经具有优势。

  电动车关税是另一出戏。欧盟有人推动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关税,防止中国车冲击欧洲市场。德国却在内部辩论里多次表达反对或保留。原因很简单:德国车企既要在中国卖车,又在中国生产电动车并出口第三国,如果欧洲对中国车全面封堵,反过来中国也会采取报复措施,最终吃亏的还是德国车企和就业。这种纠结也反映在地方政府的态度上——他们一方面接受“去风险”的总体方向,另一方面尝试在具体执行上尽量没那么硬。

  专家们看这种局面,有人很悲观,觉得德国在对华关系上“既恐惧又上瘾”:害怕过度依赖,离开又没底气;担心安全问题,现实又离不开合作。有人则更务实一些:既然无法彻底脱钩,那就老老实实在敏感领域筑墙,在非敏感领域尽量合作,把“风险管理”常态化。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杜伊斯堡断了和华为的某些合作,但同时又大力发展中欧班列,把物流搞得越来越绿。2025年上半年,中欧班列从重庆到杜伊斯堡往返开了五千多列,货值大约几千亿人民币左右,其中约两成班列用的是新能源动力机车,仓储中心也开始用太阳能和智能管理系统。杜伊斯堡正在打造一个“欧洲最大的绿色仓储中心”,企业里有不少涉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和绿色产品的业务,上半年货运量比前一年增幅很明显。

  这说明什么?不是“关系破裂”,而是“合作结构在重塑”。从前那种“不加区分地热络”,正在变成一种“有选择地靠近”。重点不再是“合作越多越好”,而是“在我们认为安全、可控、有长期价值的领域,继续做;在容易引发安全争议的地方,宁可先退一步”。

  从更大的视角看,中德城市之间的这场看似默不作声的告别,其实折射的是全球秩序在调整时的阵痛。德国要在美国压力、欧盟立场、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找平衡,中国则在逐渐习惯一个对它更有戒心的欧洲环境,同时还要维系对德合作的动力。这种拉扯落到城市层面,就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决定:合作计划被推迟、节庆更换名字、友城协议改写内容、投资结构重新安排。

  这类变化的后果,短期看不那么惊天动地,不像突然断气那样剧烈。但长期来看,它会慢慢改变双方对彼此的心理预期。

  对德国来说,和中国做生意会越来越像一件“需要做风险管理的专业事情”,不再是以前那种“多来点订单就好”的简单心态。政治上,他们会在语气上更强调“制度差异”和“价值分歧”,经济上却离不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和供应链。这种分裂会一直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很难消失。

  对中国来说,德国不再是一个“高度稳定可靠的欧洲伙伴”,而是一个在安全和经济之间摇摆的对象。城市合作不再是纯粹的“友好象征”,而是要随时适应对方内部政治的变化。中国城市如果还想和德国城市保持实质性联结,就得学会讲“绿色”“低碳”“民生”“技术合作”的语言,同时也要接受一些以前可能不那么习惯的审查程序。

  从现实利益看,中德之间没有谁真想完全脱钩。德国的出口结构决定了它离不开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中国的工业和技术升级,也还需要德国的设备、经验和某些关键技术。基于这一点,多数理性分析都认为:未来中德经贸合作的主基调不会变,只是合作方式会更像“定制化”:领域选得更细,风险评估做得更彻底,政治话语讲得更复杂,地方合作也更强调“精准对接”。

  如果把这段过程用一句稍微口语一点的话来形容,大概是:过去那种“眉来眼去、啥都能搞一搞”的热络,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的是一个“彼此心里都有点数,却还得坐下来好好算账”的阶段。告别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那种不假思索、心无戒备的亲近感。

  这场无声的告别,也未必是终点。它更像是一个过渡:在地缘政治更紧绷、公众情绪更复杂的世界里,中德要重新找到一条既能保证安全,又不至于牺牲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城市层面的故事,只是这条路上最细微、却也最具体的注脚。

  没说到点子上,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崛起,大量的产品替代了德国百年老店,汽车工业中国弯道超车。当初所谓友好是因为能轻松赚钱,现在的不友好是因为你太强大了成为我的竞争对手。这么多年来就算在友好时期,德国政治上也没少对中国诋毁,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年德国政客已经被美国控制,本质上德国无政治,甚至欧洲无政治,德国很多政治走向,是美国的缩影。不要大惊小怪。全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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