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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城市地下设施的迅猛发展及不对称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地下空间已逐渐演变为军事竞争的。本文系统考察了美军地下作战的战略演进、能力建设与未来挑战，揭示了其从战术适应到战略规划的完整脉络。研究表明，美军通过完善作战条令体系、建立专业化训练设施、研发专用装备技术，正全力弥补地下作战的能力短板。然而，地下环境的特殊性极大削弱了美军传统技术优势，迫使其在指挥哲学和作战样式上做出重大调整。文章最后从作战理念、能力建设和防护体系方面提出针对性启示，为理解这一新型作战域提供全景视角。
关键词:地下作战、城市战、不对称战争、军事条令、C5ISR降级、地下设施
地下空间（US,Underground Space）作为作战环境(OE，Operational Environment)并非新鲜事物，但从越南战争中的古芝地道到加沙地区的Hamas隧道，从朝鲜庞大的军事地道网络到城市地铁等民用设施，地下战场正以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映入各国军事规划者的视野。美军认为，如果与潜在对手爆发战争，地下作战将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据统计，全球范围内的军用地下设施已多达约1万处，其中近半数（4800处）位于朝鲜境内，而俄罗斯等大国也拥有规模可观、可抗核打击的地下指挥综合体和军事设施。这些地下网络使得美军引以为傲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优势难以发挥，精确制导武器难以打击深埋地下的目标。
地下空间在现代城市战（UW,Urban Warfare）中具有特殊地位。到2040年，全球近三分之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超大城市（2000万人以上）和特大城市（1000万人以上）将成为未来最可能的战场。纽约市地铁仅地下段就可掩蔽450万人，华盛顿市的地下车库战时可掩蔽该市50%以上人口。美军2002年发布的《联合城市战纲要》就明确指出，城市是21世纪最有可能的战场，是未来作战的战争和战役重心。而在这些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中，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地下空间，如果城市的地面战斗发展顺利，战争必然会被引入地下，成为最后的战役。
美军对地下作战的关注源于其在多次局部战争中的痛苦经历。从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到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和摩苏尔战役，美军屡次因敌方深挖洞战术而一筹莫展。例如，在2004年第一次费卢杰战役中，反美武装凭借纵横交错的地道网络成功挫败美军进攻。而在2017年的摩苏尔战役中，10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盟军和民兵人员，在美军空中火力支援下，仍耗时半年才从隐藏在地下的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这座城市。这些实战教训迫使美军不得不系统性重构其地下作战能力。
美军将地下空间视为继陆、海、空、天、电、网之后的第七维战略空间，认为其具有与太空高边疆相似的战略性质。这一认知驱动美军投入巨额资金和大量资源，全力提升地下作战能力。2018年，美军甚至考虑在军事学说中正式增加地下战这一新的作战领域。从战略层面看，美军加强地下作战能力建设，既是为应对未来可能与拥有庞大地道网络的对手（如朝鲜）发生大规模冲突，也是为维持在特大和超大城市环境中的军事优势，同时更是为保持其在全频谱冲突中的非对称优势。
美军对地下作战的认知演变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设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的经验积累阶段、反恐战争期间的务实调整阶段，以及当前的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系统建设阶段。
冷战时期，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首次大规模遭遇地下作战的挑战。在越南战争中，越共使用的古芝地道网络尤为著名，该网络多层交错、功能齐全，包含指挥所、医院、仓库和宿舍，使美军传统军事优势大幅削弱。面对这种挑战，美军当时主要依靠特种作战部队和小规模步兵单位进行应对，缺乏系统性的条令和专用装备。这一时期，美军更多将地下作战视为战术层面的特殊情况，而非独立的作战领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期间，美军对地下作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伊拉克战争中，费卢杰城内的反美武装凭借地道网络让美军精疲力竭。与此同时，在阿富汗战场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广泛利用天然洞穴和人工隧道作为隐蔽、存储和机动的手段。这些实战经验表明，即使面对无正规军事训练、无正规军事组织、无现代化军事装备的三无恐怖分子，美军在地下环境中也难以取得决定性优势。这一时期，美军开始着手制定专门的地下作战条令，但整体上仍将地下作战视为反叛乱行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作战领域。
当前，随着大国竞争战略地位的上升，美军开始系统化推进地下作战能力建设。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阿什利在2018年公开提出，美军考虑在军事学说中正式增加地下战领域内容。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军对地下作战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美军预测下一场战争将在大城市发生，而控制和占领地下设施将成为关键挑战。为此，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斯蒂芬·唐桑德明确表示：如此庞大的地下世界，是任何一支准备在大城市作战的军队都不能忽视的。
美军对地下作战的战略重视程度可以从其预算投入中得到印证。据报道，美国陆军将投入5.72亿美元，对31个现役作战旅中的26个进行地下作战训练，并为其配发相应装备。这一规模庞大的投资充分说明了美军对地下作战能力的迫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美军此次地下作战能力建设的重点发生了重要转变——此前夺取城市大型地下设施的任务通常由三角洲或游骑兵等特种部队承担，但鉴于全世界军用或可转为军用的地下设施规模日渐庞大，夺取和控制这些设施必将从特种任务转为常规任务。
从战略驱动因素看，美军加强地下作战能力建设主要受三大因素推动：一是战场经验教训，从历史到现实的多次冲突证明，地下环境可极大削弱美军技术优势；二是威胁环境变化，潜在对手地下设施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构成严峻挑战；三是作战环境演进，城市化进程加速使未来战争更多发生在城市环境，而地下空间是城市战的最后防线。这三重因素共同推动了美军对地下作战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设的战略转变。
美军高度重视条令引领在地下作战能力建设中的核心作用。2017年11月，美国陆军发布了《地下环境小规模部队训练条令》，对上世纪90年代乃至二战时期的地下作战行动规范进行系统修订，为作战部队提供全面指导。这份条令的出台标志着美军地下作战训练进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更为深入的是，美国陆军技术出版物ATP 3-21.50《步兵小分队地下空间作战》进一步明确了步兵小分队在地下环境中的战术、技巧和程序，体现了美军对地下作战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
这些条令不仅从战术角度出发，侧重于打击地下威胁的技术、技巧和程序，更开始关注地下作战的作战层面影响。一份名为《塑造深层战斗：21世纪地下战》的研究报告通过历史分析和地下类型学的发展，让作战规划人员能更好地了解地下作战的作战影响。这种理解对于美国在大规模作战行动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它将使作战层面的规划者更好地了解作战环境，估计敌人的能力，并为作战指挥官提供更合适的成功选项。
美军地下作战理论的核心是认识到地下环境对传统作战方式的根本性改变。一方面，地下空间具有致命的物理与环境危害、对人员心理生理的极端压力；另一方面，它对现代化部队C5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构成降维打击。因此，美军条令强调，在地下作战中，各种地面战常用的主战装备均无法发挥其效能，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技术情报、侦察与监视活动，甚至连常用的无线通信技术手段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效能，只能靠人力完成作战行动。
为将条令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美军建立了专业化训练体系。美国国防部目前设有6个地下作战训练中心，美国陆军已完成至少26个旅级战斗队指挥官的城市地下环境大规模作战行动指挥轮训。这些训练中心使用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模拟环境设施，可以很好地模拟黑暗、狭窄、氧气含量低等地下环境特点，且花销不大。其中，位于北卡罗来纳州自由堡军事训练基地的地道战训练设施尤为典型，它主要模拟东欧某地村庄的地道网络环境，该地道全长约1公里，设有多个出入口和分支。
训练内容涵盖多个层级和方面。对于士兵而言，训练包括如何在地下特殊空间进行有效导航、通信、清除主要障碍物以及对敌发起攻击等。训练的重点目标是各级部队的指挥人员，他们必须学会对执行地下作战任务的部队进行编组、制定地下作战计划以及在地下环境中指挥大规模作战行动。美军发现，地下作战在某些方面与房屋清理行动类似，但又有着本质区别，因此需要针对性训练。
美军还积极与盟国开展联合训练，吸收先进经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与地下作战经验丰富的以色列国防军开展战术层面联合训练，与挪威军队开展地道防御训练。这种国际合作有助于美军借鉴他国在地道作战中的成功经验，快速提升自身能力。同时，美国空军也以《打击地下设施的战略重要性》为指导，开展针对性训练，强调打击地道目标要着眼阻而不毁，确保既能实现战略目的，又能在战后继续使用地道。
美军认识到，传统的地面作战装备在地下环境中往往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投入大量资源研发专用装备。这些装备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侦察通信平台，包括全天候无人侦察机、探地雷达，以及装备高性能热成像仪器、声波搜寻设备和大功率通信仪器的地下侦察机器人等；二是目标打击平台，包括当量可调的空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可在地下作战的坦克等；三是单兵防护装备，包括改进型夜视和呼吸设备等。
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装备是单兵呼吸系统。地下环境中可能含有大量有毒气体，或含氧量不足，美国陆军选择了可过滤有毒气体或烟尘的自持式呼吸装置，单价约为1.3万美元。此外，新型夜视仪、特制的手持式防弹盾牌也是地下作战的必备品。尤其是地铁、排水管道等地下设施内缺乏可供隐蔽的地形，每个步兵班至少应该装备2个防弹盾牌。其他装备还包括消音器、大功率切割锯、强光手电等。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还在推动一系列技术创新项目，其中地下挑战赛（Subterranean Challenge）尤为引人注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开发新技术来提高美军在地下环境中的侦察探测、通信和快速补给能力。这些技术重点解决地下作战中的三大挑战：一是如何在洞穴或瓦砾堆环境下让通信技术发挥作用；二是如何在地下空间实现精准定位导航；三是如何利用无人系统替代人员执行高风险任务。
美军自身拥有大量高度坚固的地下指挥中心，这些设施是理解其地下作战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夏延山地下指挥中心、白宫地下指挥中心、韦瑟山绝密工程和国家预备联合通信中心。夏延山地下指挥中心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西南郊600~700米高的夏延山下面，1966年4月交付使用，在山体深处的大洞穴中建有15座楼房，内部结构全由20~30毫米厚的钢板拼焊而成。每座楼房由几十根巨型弹簧支撑，抗震性能良好，紧急情况下可供1800人工作和生活30天左右。
白宫地下指挥中心，又称总统紧急作战指挥中心，位于白宫东侧地下深处的一个加固地下掩体。该掩体能经受一枚小型核弹的直接命中，可确保在核生化环境下供掩蔽人员工作和生活7天。地下掩体内独立于白宫地面建筑的指挥通信系统，可以确保美国总统等要员不间断进行指挥。而韦瑟山绝密工程又称地下五角大楼，是美国的国家预备军事指挥中心，位于距华盛顿约90公里的弗吉尼亚州贝里维尔的韦瑟山中，耗资10亿美元，于1958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这些设施的共同特点是具备极高的防护等级、独立的生命支持系统和完整的指挥控制功能，能够在极端条件下保障美国领导层的生存和持续指挥能力。为保障这些设施的有效运作，美军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员营救与转移机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军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驻扎了一支由数架直升机和若干特种兵组成的精銳部队——2857试验中队，其专门任务是在美国遭受核袭击时营救美国总统。70年代后，这一任务由海军陆战队的HMX-1特种直升机中队接任，该部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驻扎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待命。
美军在不同战场环境下面临的地下作战挑战各有特点。在伊拉克费卢杰战役中，反美武装利用城市地下排水系统、事先构筑的地道和隐蔽通道，实现了兵力的隐蔽机动和突然袭击，使美军在明处屡遭伏击。这些地道网络往往与建筑物地下室相连，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城的地下机动网，反美武装可借此避开美军主要巡逻路线，在其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
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军面对的是更为传统的洞穴综合体。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山区的天然洞穴网络，加以人工扩建和加固，建成了包含指挥中心、军火库、训练设施和宿舍的完整地下基地。这些洞穴系统往往深藏于山体之中，入口隐蔽且多重备份，能够有效抵御美军的空中打击和地面进攻。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军不得不重新启用和改进越战时期的坑道鼠战术，组建小型精干的分队，在工兵和爆炸物处理专家支援下，逐一对洞穴进行清理。
更加复杂的挑战来自朝鲜半岛非军事区附近的朝军地道系统。据估计，朝鲜拥有约5000条地道，被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称为世界一流的地道工。这些地道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设计精密，部分地道甚至具备允许3万名重装部队在一小时内通过的能力。朝军地道系统的战略价值在于，它能够在战时保障朝军部队在美军监视下隐蔽机动，实现对韩国的突然袭击，大幅提高朝鲜在常规突袭或特种渗透任务方面的能力。
面对多样化的地下作战环境，美军不得不发展相应的战术应对措施。针对城市地下空间，如地铁、地下排水系统、地下停车场和购物中心等，美军强调控制关键节点和限制敌方机动自由；针对山区洞穴系统，则注重封锁出口、多路进攻和分区清剿；而对于朝军那样的战略性地道网络，美军更是考虑使用已进入量产阶段的B61-12战术核弹，在打击地下目标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美军不断推进地下作战能力建设，仍面临多重阻碍。一方面，美军当前最看重地下战术行动和单兵装备领域发展，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城市。未来地下作战的主战场是人口密集的特大乃至超大城市，这意味着光有先进战术和精良武器还不够，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以及包括政治、经济等手段的混合战争作战样式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影响城市战成败的关键。
另一方面，法律和伦理约束也可能成为美军地下作战的障碍。例如，国际条约规定，禁止军队在战时使用催泪瓦斯，这可能导致美军在战时控制敌方人群面临较大困难。类似的法律限制在城市地下环境中可能进一步制约美军作战效能的发挥，特别是在对手混杂于平民中的情况下。
从技术层面看，美军面临四大核心挑战：一是C5ISR降级问题，地下环境中，美军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大幅削弱，甚至返祖到依赖地图、指北针和口头命令的原始状态；二是导航与态势感知困境，地下空间无法使用GPS等卫星导航系统，且环境复杂黑暗，难以建立全面态势感知；三是后勤保障难题，地下作战中的物资补给和伤员后送极为困难，一个伤员就可能拖垮整个小队的行动；四是火力支援受限，间接火力支援在地下环境中基本失效，只能依赖经过特殊改装的直射武器。
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军正朝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一是技术赋能，通过开发移动自组网（MANET）通信、无人系统、单兵传感器等技术，部分克服地下环境带来的限制；二是战术创新，发展适应地下环境的任务式指挥模式，强调小单位独立作战和主动性；三是人机协同，通过DARPA地下挑战赛等项目，推动机器人与士兵协同破障、清剿的人-机团队建设。
未来美军地下作战能力发展可能呈现以下趋势：首先，智能化、自主化无人系统将在地道侦察和初步清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降低人员风险；其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将更深入地应用于士兵选拔和训练，提升官兵在地下极端环境中的心理韧性；再次，跨域融合成为关键，地下作战将更加注重与网络、电子战等其他域的协同；最后，模块化、适应性编制将成为地下作战部队的发展方向，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快速组合不同专业分队。
值得深思的是，美军推动地下作战能力建设背后的战略企图。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地下空间是国家、民族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线。一般而言，如果不是准备灭亡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显然没有必要进行地下战的准备。退一步说，如果单纯以防御为目的，也没多大必要花大力气去发展进攻性的城市地下空间作战能力。因此，美军投入如此之大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此种新型战争的研究，其战略企图值得玩味。
美军地下作战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地下空间作为战略防线的价值不容忽视。在现代化战争中，面对拥有技术优势的对手，地下设施能够有效保存有生力量、维持指挥控制连续性，并提供反击能力。特别是在城市防御背景下，合理规划和建设地下空间，将其纳入整体防御体系，可大幅提升国家防御韧性和持续作战能力。
其次，美军经验表明，地下作战能力建设必须平衡技术与人的关系。尽管美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但在地下环境中，这些技术优势往往被极大削弱，最终仍需依靠士兵的体能、技能和意志力来决定战斗结局。因此，在研发专用地下作战装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员的严格选拔和针对性训练，培养能够适应地下极端环境的专业化部队。
第三，军民融合是地下作战准备的重要路径。民用地下空间——如地铁、地下管网、人防工程等——战时可迅速转为军用，而这些设施的规模往往远超专用军事地下设施。因此，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考虑未来防御需求，实现平战结合，能够大幅提升国家整体防御能力。纽约地铁地下段可掩蔽450万人，华盛顿市的地下车库战时可掩蔽该市50%以上人口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民用地下空间的军事价值。
从具体战术层面看，美军地下作战经验也提供了多项启示：一是通信装备必须针对地下环境特殊需求，传统通信设备在地下一层深度后就会失效；二是部队编制需灵活调整，标准步兵班组必须得到工兵、爆炸物处理、防化和军犬等加强力量的配合；三是后勤保障体系需重新设计，特别是伤员后送机制必须适应地下狭窄、垂直的环境特点。
美军地下作战能力建设反映出现代战争形态的深刻演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大国竞争回归，地下空间正迅速成为关键的作战领域。美军通过系统化的条令制定、专业化的训练体系和针对性的装备研发，正全力弥补在这一领域的能力短板，为其维持全球军事优势提供新的支撑点。
然而，地下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这一领域的军事竞争不仅仅是装备和技术的竞争，更是战术创新和人员素质的竞争。美军认识到，在这一第七维战略空间中，其传统技术优势被极大削弱，战争形态可能回归到类似二战前必须依靠热兵器解决最后战斗的局面。这种认知促使美军不仅在物质层面加强准备，更在思维层面进行革新，强调任务式指挥和小单位主动性。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美军地下作战能力建设折射出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混合性、非对称性和城市化。地下作战不仅仅是一种战术行动，更是融合了网络战、心理战、舆论战等多种元素的复杂作战形式。同时，地下作战体现了现代战争中技术优势与自然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即使在高科技条件下，自然环境依然可能成为弱势一方抵消强敌优势的有效手段。
总体而言，美军地下作战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理：军事创新必须始终基于实战需求，预见未来战场变化，并在技术、条令、组织编制和训练间实现有机整合。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跟踪研究美军地下作战能力发展，不仅有助于把握现代战争演变趋势，更能为本国防御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中保持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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